甚至以此为敛财手段，敲诈底层百姓，交了钱的便可以保住自家女眷，否则就可能被他们献给冯邦宁或是其部下。在江宁民愤极大，正合作为处置目标。

　　在上元县衙门的八字墙外，两边各立四个木笼，每个木笼里各站了个泼皮，脖子上戴着死囚用的鱼鳞铁叶枷枷号示众。这种残忍的刑罚，属于不死脱层皮，而且在枷号期间死掉，不算亲民官的过错。这种没有功名又没有势力的泼皮，根本没人为他们出头说话，死也就死了。

　　十几个喇虎就这么生生枷死在上元县衙门以外，于整个江宁的城狐社鼠而言，都是个极大震慑。平日里在街面上极有面子的大泼皮，开始向江宁县逃。一些小团体或是收拾细软跑路，或是联络着凤鸣歧，商量着受招安的事。

　　对范进来说，这件事最大好处不是说搞定了多少小帮派，把那些社会力量变为官府爪牙，而是通过这次与冯邦宁的冲突，彻底把上元县内士绅阶层拉拢到了自己身边。冯邦宁这个万人恨已经两次在范进手下吃亏，对于江宁士绅来说，范进俨然就是他们的希望，江宁的救星。固然这救星只有在恶魔存在时才有用处，但就当下而言，也是最佳合作伙伴。

　　考虑到冯保的态度，公开站出来帮冯保对抗冯邦宁的胆量未必有，但是在范进施政时给予配合，总没有什么问题。士绅作为皇朝统制的基础力量，在乡间的影响力甚至比官府还大。百姓不相信官府和相信士绅的事，也丝毫不奇怪。

　　明朝的公信力一直是个很大问题，衙门在很多时候，还不如土匪山寨令人信服。行政命令的僵硬，执行手段的简单粗暴，都让衙门和百姓的关系变得紧张、疏离甚至可能是敌对。老百姓对官府充满不信任，对官府的命令不吝以最大恶意解读，官府想要做点什么事，往往都得靠乡绅才做的成。吏不下乡原则背后，其实也是有着现实考量。

　　通常而言，士绅和官府是个有限度合作关系，有些事上会合作，或者叫狼狈为奸。但是在有些时候，当士绅利益受到损害时，他们又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声望动民众跟官府对抗，官府只能谈判、妥协，彼此让步。如果一个县令被大多数乡绅抵制，就证明做的太失败，只能丢官，搞不好还会丢命。

　　现在整个上元士绅站在范进一边，上元县的公事就好办理，衙门里专门开辟出的青苗房外，已经6续有百姓出现，向官府申请贷款。考虑到百姓的文化水平以及理解能力，范进特意找了两个马湘兰的手下，站在那里担任讲解员。

　　其实这两个伎女并不算姿色十分出众，在马湘兰手下只能算是中等，只是文墨上较为出色。可是物以稀为贵，两个娇滴滴的女子穿着吏员公服，坐在那里一本正经的回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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