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明的税赋是一个黑洞。
是任何一个朝臣,或者皇帝都无法触及的领域,即便是皇命,在执行的时候,也会被打折扣。
明末税赋自万历年间,加派征辽饷,再到崇祯年间,增加剿饷和练饷,在崇祯九年起,一年高达两千一百万两白银,而征三饷,是导致百姓揭竿而起,各地起义不断的主要诱因。
顺治元年七月,摄政王多尔衮曾经下诏: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,莫如加派辽饷,以致民穷盗起,而复加剿饷,再为各边抽练,而后加练饷。惟此三饷,数倍正供,苦累小民,剔骨刮髓。
自顺治元年起,凡正额之外,一切加派,如辽饷、剿饷、练饷及诏买米豆尽行蠲免,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,察实纠参,必杀无赦!
多尔衮深知三饷的危害,并且为此下达了必杀令,多尔衮这个人打仗不行,但是搞肃清,那是一等一的强,如此严厉的必杀令之后,有效果吗?
答案是否定的。
顺治二年六月,多尔衮就以,征辽饷在被废止了一年以后,再次起复征收,而后剿饷和练饷的征收,在同年九月份以同样的理由,再次恢复征收,仅仅剿饷累年征收就高达五百万两。
而崇祯年间,征辽饷是九百万两,剿饷是三百三十万两,练饷是七百三十万两。
故复照旧派征,就是多尔衮开始征收三饷的理由。
而这个理由多尔衮用了很多次,顺治皇帝福临同样用了很多次。
从基本的田赋商税之后,巧立名目,在国家性质上,设立了耗羡、平余、落地、压税、帖捐等等税赋。
而旗人免税和旗人每月八两旗银的基础上,建立了如此多的名目的税赋,税负之重,比之明末有之过而无不及。
所谓永不加赋的康乾减税制度,就如同双十一提前涨价,消耗大量时间成本之后,依旧溢价购买货物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
而且真的永不加赋吗?不加赋?那就摊派嘛,左右不过是换个名字。
鞑清为了稳定自己的政治,防止所谓的海外反攻,开始了闭关锁国的政策。
海禁,将沿海迁界“上自辽东、下至广州”沿海数十里地区,全部扫荡成为白地,将百姓们从沿海迁出,达成海禁的目的。
且不说这些沿海地区本身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灭绝性损失,这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,是无价的。
就是迁民之后,这沿海数十里的白地迁界,他们本身承担的税赋,就会被转移到其他地区。
而鞑清给出的解决方案,是摊派。
相比较明末,清政府在入关之后的苛捐杂税,远甚于大明。
不是清政府不愿意改变这种困局,是完全没有能力,也没有办法。
废除三饷后,仅仅一年,就不得不再次恢复三饷的征收,完全是这笔税赋,你朝廷不要,自有人去取。
你朝廷拿你的,我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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